防艾大堤随时可能出现“管涌”

“作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毒品、艾滋病与贫困问题相互交织，成为困扰我们的最大问题。”记者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采访时，布拖县卫生局局长张建勋道出了盘桓在当地卫生部门工作人员心头的难题。 　　

人才“量少质弱”　　

防治力量捉襟见肘　　

布拖县人民医院院长古贤德今年6月底到成都、泸州等地招聘大学毕业生，结果又是空手而归。他这次跑了四川省境内的近10所医学院校，想招几名医学本科毕业生，但人家一听是来自凉山最贫困的布拖县，便扭头就走。自从2008年引进3名大学本科生后，这已经是县医院第四年没有招到大学毕业生了。　　

作为全县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中心，布拖县医院承担着全县艾滋病病人的主要治疗工作，但谈到人力资源问题，古贤德一筹莫展：布拖县医院现有职工161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23人，有本科学历者仅7人。待遇低，工作条件艰苦，职业暴露风险大，使一些医护人员待不上几年就想走。仅今年3月，医院就走了3名本科生。　　

在凉山州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缺人的问题非常普遍。曾在卫生系统工作几十年的昭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宇刚，用“量少、质弱”评价昭觉县卫生人才队伍现状，他认为这也基本代表了周边艾滋病高发县的基本情况。“虽然近年来国家、省均加大了对凉山州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支持力度，但凉山州的医疗卫生基础仍十分薄弱，与艾滋病防治工作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人力资源困境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更显突出。凉山州乡镇卫生院平均仅有3人。布拖县和昭觉县等地的大部分村没有村卫生室，只有村卫生员，很多是由村干部担任，一般只能承担找人、收集信息、报信等基本工作。近年来，凉山州加强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建设，但一边在补充，一边在流失。刘宇刚说，从2001年开始，昭觉县每年招录60人左右补充到卫生部门，但到目前为止，全县440人的卫生队伍基本没有变化，离凉山州制定的1600人的编制额度相距甚远。 　　

近几年，中默项目采取项目补贴等方式聘用基层卫生人员，以解决艾滋病防治项目工作之需， “但中默项目一期工作今年年底就结束了，县政府无力承担项目招聘的45名乡镇卫生人员的工资。中默项目支持的美沙酮延伸点工作人员补贴因一期项目的结束将下调，这将严重影响这批人的工作积极性。”张建勋为此忧心忡忡。　　

承担艾滋病母婴传播阻断主要工作的妇幼保健院也在为缺人犯愁。昭觉县妇幼保健院院长俄木阿呷说，因为缺少妇产科医生，7个中心卫生院只有两三个医生能够接生，大部分乡级卫生机构不能开展围产期保健和妇产科诊疗。因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没有接生能力，加之彝族人在家生孩子的传统风俗习惯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昭觉县的住院分娩率2011年只有50%左右，而布拖县只有20%多。到生产前都没有做过一次孕期保健的大有人在，给艾滋病母婴阻断工作带来巨大困难，妇幼保健院日常门诊中发现病例很少，检测阳性率很低。　　

俄木阿呷说，现在国家和省里加强了村卫生室建设，但没有要求设置妇保员，也对妇幼工作和艾滋病母婴阻断工作带来影响。因为村医基本都是男的，而按照彝族的风俗，女性怀孕了连亲戚朋友都不好意思问，村里的男医生更没法过问，很难做到早期发现怀孕并上报。她说，现在妇保员是由村妇女主任兼任，但没有报酬。　　

2011年，昭觉县妇幼保健院用中华红丝带基金会提供的项目资金在竹核乡和撒拉地坡乡试点，给做妇保工作的妇女主任每月一定的报酬，使她们的工作积极性大幅提高，这两个乡的住院分娩率和孕产妇保健率都有了很大提高。“希望政府能够在村卫生室人员配备和工作经费上有所考虑。”俄木阿呷说。　　

流动性大  依从性差　　

病人管理很有难度　　

龙军是布拖县拉达乡卫生院的医生，按照布拖县实施的“人盯人”管理模式，他分管着海博村27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每年要对感染者随访2次，了解他们的发病情况，填写《个案随访表》，并定期采集血样送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年对艾滋病病人随访4次，给他们定期发药，进行督导、随访和采集血样送检，观察抗病毒治疗的毒副反应等。　　

让龙军苦恼的是，在他管理的27人中，有15人在外地打工，“到了随访的日子，只能打电话问他们情况，在外地打工病人要服用的药由其家属代领再邮寄给他们。虽然也能完成随访和督导的任务，但病人是不是真的吃药了，有没有毒副反应，不如亲眼看到心里踏实。”　　

由于凉山州经济条件比较落后，就业机会少，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外出打工，相关随访、干预和治疗工作落实困难，给艾滋病防治工作带来不少难题。张建勋介绍，布拖县今年一季度外出打工的感染者有2450人，占全县存活感染者的58.3%。（下转第2版）（上接第1版）　　

 “人盯人”艾滋病综合管理模式的建立，使艾滋病防治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多是吸毒者，依从性差、流动性大等问题依然是治疗管理中的老问题。布拖县医院副院长杨成彬说，一位艾滋病病人吃了2天药就停药外出打工，结果很快因卡氏肺孢子虫肺炎发病，被送回布拖县医院治疗，10多天后死亡，死前检测CD4只有40个/微升。　　

杨成彬介绍，艾滋病病人治疗依从性差的情况很普遍。一次他到村里随访、督察治疗情况，问一位病人有没有按时吃药，病人说一直好好吃药，但他检查病人的随访记录本，发现病人最近连药都没有领。　　

依从性差导致治疗不规范，其后果是病人生存期缩短、死亡率提高，也给医疗资源造成浪费。“很多病人因为治疗不规范，从一线药换成二线药，很快就无药可治。”凉山州疾控中心副主任南磊说，现在凉山州的抗病毒治疗是国家免费提供药物，平均每年每人需要数千元，按目前每年3000人接受抗病毒治疗计算，是一笔巨大的投入。　　

昭觉县医院为了提高病人治疗的依从性，在收治病人入院后，要对病人进行半个月的导入期到一个月的住院依从性教育，再让病人回归社区居家治疗，依托乡镇卫生院进行随访、督导治疗。这个模式得到专家的认可。下一步，其他县也准备采用这种模式。　　

 “希望全国能够实行传染病跨区域管理、治疗制度，让艾滋病病人的管理、治疗具有连续性和持续性，这不但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本人有益，更对全国疫情防控具有重要意义。”专家们呼吁。　　

风俗习惯难改　　

防治关口前移难题待解　　

 “我们这里的老百姓，怕麻风、霍乱，但不怕艾滋病。”谈到当地农民对艾滋病的认识，昭觉县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所所长吉木子石说，这里的群众文化水平不高，农村人口中还有大量的文盲，对新事物接受困难。当前，彝族老百姓甚至一些乡村干部对艾滋病没有产生足够的畏惧感。“艾滋病潜伏期长，很多人十几年以后才发病，而且患者常常死于机会感染，比如肺结核等，老百姓会认为是死于那些疾病，对艾滋病并不很害怕。”　　

另外，风俗习惯和生活习惯也直接影响了艾滋病的防治。彝族婚前多性伴行为给艾滋病传播带来很大威胁。安全套的使用是避免性传播的有效手段，但据几年前的一项调查发现，彝族群众使用安全套的人只有10%左右。一方面是没有使用的习惯，另一方面安全套的不易得也是主要原因。　　

用当地群众能接受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是当务之急。” 刘宇刚说，过去，禁毒防艾宣传的主要方式是自上而下，即通过主流媒体的节目、广告、挂历、标语、宣传册来普及知识，但都是用汉语。昭觉县97%、布拖县94%以上的人口是彝族，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很多人听不懂汉语，阅读汉字的能力更差。一些防艾宣传材料甚至被农民当作糊窗户纸。　　

连日走访布拖、昭觉两县，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由民间剧组编排的彝语戏剧《噩梦初醒的山寨》，讲述一家彝族村民因毒品与艾滋病双重打击而家破人亡的故事，已在凉山州十几个县、市连续演出了数百场，对群众震动极大。　　

“除了动员全社会力量，医务人员也要承担起宣传教育的责任。”俄木阿呷对此深有体会。为了改变当地群众在家分娩的传统习惯，去年，昭觉县妇保院在中华红丝带基金的资助下，与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项目专家组成健康教育宣传组，跑了全县41个乡，用彝语宣传健康知识和国家政策，宣传后明显感觉住院分娩率快速提升，过去保健院一个月只有十几位住院分娩的，而现在每天都有两三位。　　

刘宇刚认为，政府在利用艾滋病防治投入以及国际资助项目帮助凉山州控制艾滋病时，要考虑民族地区实际，调整投入资金的分配比例。“治疗是非常重要的，但更要重视健康教育的作用，加大资金投入，把艾滋病防治关口前移，才能切实解决根本问题。”